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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金融 上传时间:2019-04-02

  :随着制造业升级的推进,结构性就业矛盾将日益突出。本文基于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市场的作用机制分析,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半参数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分析结论显示:产业技术进步具有吸纳与替代的双重就业效应。短期内技术进步将对制造业就业总量产生替代效应,并且这种替代效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强;而长期则会产生就业吸纳效应。应采取适度的财税扶持政策,缓解制造业结构性就业矛盾。

  2016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2025年前,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实施‘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第二步,到2025年,智能制造支撑体系基本建立,重点产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随着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线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智能制造的发展,其本质是产业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将极大地推动制造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将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进而加剧了“招工难与就业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学术界对产业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研究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1)产业技术进步会产生减少就业总量的负向效应。DavidDeaton和PeterNolan(1983)的计量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减少了就业人数。刘书祥和曾国彪(2010)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为纯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分析了它们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结论显示: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并且这种负向效应具有滞后性。(2)技术进步具有正负双重就业效应。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认为当技术更新成本比较低时,企业倾向于保留原有工作岗位,使原有工人逐步通过内部革新来更新技术,从而增加就业量;而当这种成本高于一定值时,技术进步会破坏更多的工作岗位,减少就业量。叶仁荪和王光栋等(2008)认为,虽然技术进步抑制了就业总量的增长,但通过促进教育和培训事业的发展等手段,可以在长期促进就业增长。唐国华(2011)运用SVAR模型研究我国技术创新的动态就业效应,分析结论表明:短期内,技术创新对就业的负向效应较强;而在中长期,则正向效应较强。田洪川和石美遐(2013)分析了制造业升级对就业数量产生的影响,分析结论显示:制造业总产出增长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力就业带来促进作用,而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衡量的产业价值链升级对就业影响并不显著,但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后的技术效率能够促进就业增长。(3)技术进步具有短期降低就业量的负向效应,而长期效应不明显。方建国和尹丽波(2012)通过技术分解法和产业分解法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就业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业内部的确存在技术毁灭就业的情况,但是技术创新对就业总量的长期影响不显著。

  学术界有关扩大就业的财税政策文献主要有:夏杰长(2002)认为,应当运用财政支出、税收、国债、贴息等财税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马海涛等(2009)认为,在就业矛盾突出的特别时期,应该加大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特别是应当倾向于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的行业与企业,引导其他社会资源投向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市场领域。余红艳(2015)认为,应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各种就业创业财税扶持政策,拓展财税政策的选择空间,提高财税政策的覆盖面。

  综上所述,从研究对象看,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影响的研究,而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针对特定行业(如制造业)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研究则更少。从研究方法看,主流的研究方法主要有VAR模型、SVAR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本文力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机理,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半参数估计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较之其他计量方法,半参数估计模型降低了对样本容量的要求及参数分布的限定,能够更好地拟合数据,更真实地反映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波动和变动趋势,为实施相关财税政策提供客观依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为高端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从需求看,平均57.38%的市场用人需求对劳动者的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有明确要求。从供求状况对比看,各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具体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

  图1表示历年劳动力供给需求的变动情况,反映就业市场总量变化。近年来劳动力需求和供给都呈缓慢的下降趋势,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需求不足。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不断缩减,降低了我国经济的整体劳动参与率。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力需求。

  图2表示制造业劳动力需求比重和需求增幅的变动,反映就业市场结构变化。由图可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占所有行业劳动力需求的比重较为稳定,约为33%左右。但其需求增幅却逐年大幅下降,截至2015年底开始出现负增长。说明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可持续性较差。

  图3反映了具备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人才的需求比重。由图可知,产业就业市场对技术等级的需求比重(平均达到36%)远高于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对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比重(平均为21.45%)。这反映出产业就业市场的供求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

  图4反映了历年高级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师需求供给比值的变动情况。由图可知,具有高级技术等级和技术能力的劳动力需求供给比值逐年递增,意味着供求缺口逐渐加大。截至2016年底,需求供给比值达到2倍,近50%的高技能型人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结构调整的拐点,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造成制造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等实体经济所需求的高级、高端技术型人才供不应求;而一些传统、产能过剩和落后行业出现大批下岗转岗的劳动力,大量劳动者由于缺乏技能而就业困难。随着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这种结构性就业矛盾将会日趋严峻。

  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考察,产业技术进步会产生双重的就业效应,即劳动力吸纳效应与劳动力替代效应(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知,制造业技术进步会产生双重就业效应。一是就业吸纳效应。智能制造所依托的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信息网络技术、人机一体化等高端技术应用会极大地促进上下游相关行业以及新兴行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创造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产生就业吸纳效应。二是就业替代效应。智能制造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产生了技术对劳动的替代。这种替代效应具体表现为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一方面,随着产业升级,一部分技术含量低、重复性高的就业岗位会被机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一些行政和管理、维修、质检、生产等岗位将会逐渐减少,从而产生总量替代效应。

  第一,行业结构效应。智能制造会对原本制造业中的一些技术含量低、重复性高的就业岗位带来冲击,这部分劳动力会被挤出制造行业,流入低端服务业等劳动密集行业,产生行业调整效应。第二,地区结构效应。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发展较早,基础雄厚,整体智能制造水平相对较高,部分企业已经从数字化阶段向软件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阶段迈进,而西部地区相对滞后。这会使得被智能制造替代的低端劳动力从东部向西部地区转移,产生地区调整效应。第三,岗位结构效应。在制造业内部,智能化发展和人工智能使得一部分低技能、低技术型劳动力脱离一线生产岗位,转入其他服务、管理、后勤等非技术型岗位,产生行业内部的岗位调整效应。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短期内会对制造业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产生一定的冲击,其中就业替代效应中的三种结构效应是造成我国当前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从长期看,智能制造发展会带动上下游相关行业和一些新兴行业的联动发展,创造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就业总量的冲击。

  为了进一步探析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就业效应,本文构建了基于C-D生产函数的数理模型,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与半参数估计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π为企业利润、p为产品价格、r和w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即利率和工资率。由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有:

  由(7)式可知:劳动力需求与产出呈正向关系,与技术进步和实际工资呈负向关系。将(7)式进一步化简可得出劳动力需求的基本模型:

  考虑到资本存量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的物质基础,进而对就业产生影响,因此模型中引入资本存量,最终扩展后的模型设定如下:

  ε为随机误差项。LAB代表就业量L;TFP为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A;GDP代表产出Y;WAGE代表实际工资w/p.

  模型1为面板数据模型,可以从整体上拟合制造业就业总量和技术进步的总体变动关系,但是不能精确地反映出在技术进步的不同阶段,就业量的波动以及波动的趋势。因此,本文继续构建半参数估计模型,通过核回归图来直观地反映二者的阶段性变动关系和变动趋势。基本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其中参数部分x′i,tβ为线性函数,而非参数部分g(zi,t)为未知函数,并假定扰动项εi,t均值独立于xi,t、zi,t,即E(εi,t/xi,t,zi,t)=0.后续模型中,以LNLAB为被解释变量,LNGDP、LNWAGE、LNK为解释变量中的线性参数部分x′i,tβ,TFP为解释变量中的非参数部分zi,t,具体如下:

  2.数据说明。本文数据取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中变量GDP为制造业各子行业工业总产值,K为制造业各子行业固定资产净值以代替资本存量,数据取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LAB、WAGE分别为制造业各子行业就业总量和工资总额,数据取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TFP为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田洪川和石美遐(2013)的测算方法及结果,估测的制造业各子行业TFP均值。构建制造业28个子行业2012-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其中,实际GDP以GDP平减指数调整为不变价格,实际工资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首先,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模型1)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总体影响,通过F检验的p值可以拒绝混合回归,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

  从表1的估计结果看,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制造业就业总量(LAB)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由于采用2012-2016年间的短面板数据,因此可以认为是短期负向效应。然后,通过半参数估计模型分析这种负向效应的阶段性波动及变动趋势,估计结果见表2和图6.

  从表2的估计结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制造业就业总量(LAB)仍然产生负向效应,与模型1面板数据模型的结论一致,进一步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同时由图6还可以发现,当全要素生产率(TFP)达到1.12左右时,存在一个临界值,使得就业量(LAB)产生明显的加速递减趋势。

  1.制造业升级具有劳动力替代效应。由表1、表2和图6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面板数据模型还是半参数估计模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总量的影响均为负向效应,说明技术创新与变革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抑制了劳动力需求,在短期内产生了显著的“替代效应”。再由图6可见,在TFP值小于1.12的区间内,核回归曲线平缓向下倾斜,说明较低水平的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总量的负向影响较弱;在TFP值大于1.12的区间内,核回归曲线明显向下倾斜,并且随着TFP值逐渐递增,制造业就业总量递减越快,说明较高水平的技术进步,特别是高端先进技术的创新与变革,会对制造业就业规模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负向影响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强。

  2.制造业升级具有劳动力吸纳效应。由表1、表2的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无论是面板数据模型还是半参数估计模型,制造业产出对制造业就业总量的影响均为正向效应。说明随着技术进步,制造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提高了劳动力需求总量。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也会带动上下游行业以及一些新兴行业的联动发展,提供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从而提高就业总量。

  近年来,在我国转变增长方式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促进就业始终是财税政策的重要目标。

  为此,本文拟从就业市场的供需两端,提出缓解制造业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财税政策建议。

  1.适度推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扶持政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能够以少量的资本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对劳动力的技术等级、专业技术职称等专业技术能力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吸纳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转岗就业人员。因此,财税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具体政策建议是:允许企业当年新增就业岗位的工资薪金支出,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针对企业新引进的低端低技能劳动力、残疾人、下岗分流人员等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可以抵扣税金等,以缓解制造业结构性就业矛盾。

  2.适度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扶持政策。生活性服务业(如针对社区、家庭、养老的社会服务以及餐饮、住宿、维修服务等)具有较强的中低端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可以考虑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降低这类企业的经营成本;允许该类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和在职培训补贴等,增强其就业吸纳效应,缓解制造业结构性就业矛盾。

  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突破口,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对教育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提出要鼓励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高校发展转型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当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作用,推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助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及高校发展转型。

  1.运用财税政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组织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提出了具体的建设目标、框架和措施。建议进一步配套实施以下财税政策:一是积极尝试和探索职业教育领域PPP模式的发展。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的公共资本吸引社会资本,依托其拥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职业院校提供更多资金渠道和更专业化的管理,而政府主要发挥监督和评价的职能,依据绩效考核给予适度财政补贴。二是加大民办职业院校的财政投入,逐步尝试高职教育减免学费。首先,中职教育免学费政策陆续实施后,部分民办中职院校运营压力较大,因此必须加大财政对民办中职院校的投入,提高财政补贴额度;其次,考虑对部分人才紧缺专业高职院校和人才流失严重、人才严重匮乏地区高职院校给予学费减免,并加大财政投入和补贴。三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发展。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建立职业教育产业基金,用于支持各类从事职业教育的院校和社会机构建设技术创新平台、生产性实训基地、企业实习基地、工程实践中心等项目。四是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发展职业院校和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首先,对企业用于职业教育而购置的教学仪器、实验设备等固定资产免征增值税,并允许加速折旧,提前收回投资,降低企业税负;可以按固定资产原值的150%加计折旧,超额回收资本投资;对由企业承建并用于职业教育的实训基地、实验室、实训车间等用地减免土地出让金、免征土地使用税;对建筑物以及价值较高的仪器、设备等大额固定资产支出,允许按一定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或提供财政贴息贷款等。其次,对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在职业院校专兼职收入、教师下企业锻炼的各种补贴收入,给予个人所得税的适度减免。通过财税政策支持与引导,助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

  2.运用财税政策,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助力高校转型发展。财税政策应当与高校转型发展的政策体系配套衔接,在院校设置、招生计划、拨款制度、学校治理结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招生考试制度等重点、难点领域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一是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专门用于中央和地方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资金支持。二是扩大当前一些紧缺专业人才的招生计划和规模,提高招生财政补贴额度。三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对人才紧缺专业师资的引进,应当由中央或地方财政给予生活、科研、职称晋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贴;其次,加强师资建设方式的转变,建设专门针对师资培养、培训的实验场所、实训基地等,提高师资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四是对报考人才紧缺专业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学费减免、生活补贴以及实习、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对就业于人才紧缺领域的毕业生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以及住房补贴。通过财税政策支持与引导,助力高校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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